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再度出任美国总统。当地时间2月1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基于《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10%的关税，新一轮中美贸易摩擦乃至全球贸易摩擦风雨欲来。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押着相似的韵脚。我们前期研究了“特朗普2.0时代”对出口和经济的影响（详见《“特朗普2.0”对华加征关税：可能情景与影响测算》《怎么样看待特朗普宣布对华加征10%关税？上一轮关税复盘及未来路径推演》），本文主要回顾2018-2019年间中美贸易摩擦对长期资金市场的影响，比较本轮贸易摩擦与上轮对长期资金市场的不同影响，提出行业配置建议。
特朗普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共对华加征四轮关税，对我们国家资本市场运行产生了明显冲击；由于第一、二批加征关税涉及的商品清单在公布时间上有所交织，所以实际冲击大致可分为三波。第一波冲击为2018年3月23日-2018年6月15日，以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拟对中国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为起点，直至美国宣布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涉及清单1、清单2）；上证指数从约3200点跌至3000点左右，累计下跌7.4%。
第二波冲击为2018年6月19日-2018年9月25日，以特朗普通过白宫声明宣称对2000亿美元（清单3）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为起点，到清单3正式执行为止。6月19日上证指数重挫3.8%，收跌至2900区间，市场剧烈震荡引发股权质押危机，导致市场螺旋式下跌，至9月25日上证指数累计下跌8.0%。
第三波冲击为2019年5月6日-2019年9月2日，以2019年5月中美贸易谈判出现波折、特朗普推特宣布上调清单3的税率为起点，到2019年9月清单4执行为 止。期间上证指数累计下跌5.0%。
1、中美贸易摩擦期间，每一次加征关税、冲突升级的消息发布，都会对A股造成扰动，但扰动时间 较 短。也就是说贸易摩擦对A股的影响是多个负面消息的叠加，而非单个负面消息的持续作用。
一是贸易摩擦确实对A股产生了扰动。我们统计了中美贸易摩擦期间20个与关税加码、冲突升级相关的负面消息，20个负面消息公布日上证指数平均涨跌幅为-0.98%，而其前五个交易日平均涨跌幅仅为-0.29%，说明加征关税对市场造成明显的负向冲击。
二是每一次负面消息的扰动时间偏短。20个负面消息公布的交易日中，有14个交易日上证指数出现明显下跌，平均涨跌幅为-1.93%；其中有10次在下一个交易日转为上涨，占比71.4%，绝大多数负面消息当日就被市场消化。
一是关税加码的消息初次释放时的冲击最强，后续清单确认和执行时的影响逐步减弱。我们将释放消息和公布拟定清单的关键时间节点称为“消息日”，正式公布清单和上调税率的日期称为“确认日”，执行加征关税、税率上调的日期称为“执行日”。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上证指数于消息日的平均跌幅为2.36%，下跌幅度明显大于确认日0.70%的跌幅；而执行日时，利空出尽，上证指数不跌反涨，平均涨幅为0.94%。
二是贸易摩擦产生的三波冲击整体上也在逐步减弱。三波冲击分别包含3、8和9个负面消息，负面消息公布日上证指数涨跌幅的均值分别为-2.03%、-0.84%和-0.76%，对市场的平均影响程度逐步减弱。
这背后既有预期不断修正、情绪持续释放、投资者逐渐脱敏的原因；也受经贸纷争边打边谈，中美谈判持续推进的影响；更与国内政策开始发力、对冲了部分外部冲击密切相关。
3、中美贸易摩擦初期，市场缺乏对贸易摩擦的思想准备，悲观情绪蔓延带动各个行业估值下行，出现全行业普跌的情况，对美出口依赖度较小的食品、饮料等行业表现出较强抗跌属性；贸易摩擦后期，前期超跌的行业出现明显反弹，并演绎出新的投资逻辑。
一是中美贸易摩擦初期（即前两波冲击期间），各行业估值下行、价格下跌。2018年3月23日至2018年9月25日，上证指数累计下跌14.8%，其中估值拖累显著，累计下滑19.8%。中基协基金估值行业分类指数中（简称“AMAC行业指数”，直接对应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7个制造业行业悉数下跌，平均跌幅达20.5%；除电气设备以外，其余26个行业的下跌均由估值主导，70%以上的跌幅是PE拖累所致。
二是饮料、食品制造业等以内需为主导的行业，受关税冲击较小，贸易摩擦初期表现出较强的抗跌属性，而在贸易摩擦后期转为上涨。中美贸易摩擦初期，AMAC饮料、食品制造业指数分别下跌3.2%和6.1%，跌幅明显小于上证指数同期14.8%的水平。至2019年，贸易摩擦的影响减弱，A股开启消费升级驱动的白马股抱团行情，消费龙头股受到市场追捧，带动食品、饮料等行业上涨。第三波冲击期间，食品、饮料行业累计涨幅为2.5%和18.9%。
三是贸易摩擦后期，由于中美开启贸易谈判，市场风险偏好提升，汽车制造、运输设备、电气机械、电子设备等前期受贸易摩擦影响较大、跌幅较深的行业出现不同程度反弹，且演绎出“国产替代”等新的投资逻辑。贸易摩擦初期，通用设备、汽车、电气、电子行业跌幅分别为27.2%、21.3%、25.3%、24.4%，跌幅大于上证指数同期水平。而到第三波冲击期间，市场风险偏好回升，在“国产替代”“转口贸易”等新投资逻辑驱动下，相关行业出现不同程度的超跌反弹。如2019年5月5日至2019年9月2日，电气机械、电子设备行业区间涨跌幅为-3.8%和6.8%，表现明显强于同期上证指数（跌幅为5.0%）。
（一）“ 特 朗 普 2.0时期”贸易摩擦对我国长期资金市场的影响预计弱于“特朗普1.0时期”
我国应对贸易摩擦的经验更加丰富，同时出口结构更加多元，产业链完备性和供应链韧性也更强，应对外部冲击更从容。
一是去年926中央政治局会议以来我国宏观政策的逻辑发生改变，我国宏观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有助于经济基本面延续回升向好的态势。近期以Deepseek为代表的科技突破和以《哪吒2》为代表的文化突围极大地提高了各方风险偏好，前期悲观的叙事逻辑和社会预期被扭转。
二是我国通过创设稳市货币政策工具、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等，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使资本市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更强。
三是全球供应链再平衡过程中，我国出口结构持续优化。2017-2024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占中国出口比重从19.0%回落至14.7%，美国已降至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东盟占中国出口份额明显提升，由2017年的12.3%提高至2024年的16.4%。墨西哥占中国出口份额由2017年的1.6%提高至2024年的2.5%。出口市场多元化增强了抗风险能力。
四是我国在WTO起诉美国的同时，加速推进CPTPP、DEPA等多边国际贸易框架，加速构建弱化美国影响的贸易规则体系。
五是美国面对“抗通胀”与“稳增长”的两难抉择，要顾及自身加征高关税对经济和美股的冲击，从而选择更温和加征一定的关税。
一是充分预估贸易摩擦对资本市场产生的可能负面影响。关税2.0的力度和针对性可能加强。预计本轮美国可能对华合计加征20%-30%的关税，将对华平均关税税率提高至40%-50%。同时，美国针对中国商品贸易可能实施增量措施，包括对进口商品溯源以打击转口贸易、针对中国外迁至第三方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进行贸易打击、拦截低货值的跨境电商包裹等。二是保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是应对外部冲击的关键。只有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才能增强投资者信心，稳定市场预期。三是要做好预期引导工作。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期间，特朗普的推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面对新一轮贸易摩擦，我国需要吸取经验，做好舆论战的准备，积极引导预期。
一是半导体相关的电子设备，通信、计算机和传媒等TMT行业。2025年，深度求索Deepseek的出现打破了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垄断地位，颠覆了美国芯片出口限制制约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悲观叙事，同时工程师红利将进一步推动“AI+”在应用层面的创新与发展，并引发对中国科技行业的价值重估，半导体、互联网等行业有望对冲加征一定的关税的影响，走出科技创新的独立行情。类似于上一轮中美贸易摩擦中后期，半导体等行业在国产替代逻辑支撑下消解了加征一定的关税对估值的冲击。
二是食品饮料等泛消费行业可能有较好表现。2024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消费持续回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随着促消费、稳增长政策逐步落地，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有望进一步增强，泛消费行业将明显受益。同时，结合上一轮贸易摩擦期间的经验，食品饮料等行业受盈利韧性与估值回升的双重驱动，即使面对关税冲击其价格表现依旧坚挺。
三是适度配置银行、公用事业等红利高息行业。新一轮关税力度和国内增量政策等方面尚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银行、公用事业等低估值、高分红的行业具有较强的防御属性，可以减少投资波动。且当前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跌至1.6%左右，以银行为代表的红利类指数股息率普遍在6%以上，银行、公用事业行业的股票性价比较高。建议采用“科创/消费+红利”哑铃策略，适度配置银行、公用事业等行业作为“压舱石”。
2018年，特朗普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挑起贸易争端，至2019年共对华加征四轮关税，对我国资本市场运行产生了明显冲击；由于第一、二批加征一定的关税涉及的商品清单在公布时间上有所交织，所以实际冲击大致可分为三波。美东时间2018年3月22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简称USTR）发布“301调查报告”，认定中国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同日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将对中国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自此拉开中美贸易摩擦的序幕。此后的2018-2019年间，美国共对华加征四轮关税（详见《“特朗普2.0”对华加征关税：可能情景与影响测算》），涉及价值约3700亿美元商品，占2018年美国自中国进口金额的68.7%。每一轮加征关税的过程，大致包含特朗普公布消息、USTR公布拟定清单、接受30-60天的公众评议、公布正式清单和执行等环节。具体看：
第一波冲击为2018年3月23日至2018年6月15日，以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拟对中国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为起点，直至美国宣布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其中清单1涉及340亿美元商品，7月6日开始执行，清单2涉及的160亿商品彼时尚未公布执行时间）。3月23日上证指数跳空低开，单日跌幅为3.4%，至6月15日累计下跌7.4%，从约3200点跌至3000点左右。
第二波冲击为2018年6月19日至2018年9月25日，以特朗普通过白宫声明宣称对2000亿美元（清单3）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为起点，到清单3正式执行为止。6月19日上证指数重挫3.8%，收跌至2900区间，市场剧烈震荡引发股权质押危机，大量质押股票存在被平仓风险，资金踩踏式抛售进一步加剧市场恐慌，导致市场螺旋式下跌。至9月25日上证指数累计下跌8.0%。
第三波冲击为2019年5月6日至2019年9月2日，以2019年5月中美贸易谈判出现波折、特朗普推特宣布上调清单3的税率为起点，到2019年9月清单4执行为止。期间上证指数累计下跌5.0%。
1、中美贸易摩擦期间，每一次加征关税、冲突升级的消息发布，都会对A股造成扰动，但扰动时间较短。也就是说贸易摩擦对A股的影响是多个负面消息的叠加，而非单个负面消息的持续作用。
其一，贸易摩擦确实对A股产生了扰动。我们统计了中美贸易摩擦期间20个与关税加码、冲突升级相关的负面消息，20个负面消息公布日上证指数平均涨跌幅为-0.98%，而其前五个交易日平均涨跌幅仅为-0.29%，说明加征关税对市场造成明显的负向冲击。
市场的运行趋势往往受多重因素影响，特别是2018年，A股的深度回调除了受贸易摩擦的影响，也受到国内金融去杠杆、资金面偏紧、供给侧改革抬升中游制造业成本等因素影响。为了进一步观察贸易摩擦是否是影响市场的主导因素，我们对比了纳斯达克指数和万得中概股100指数2017年至2019年的运行趋势，由于中概股的投资者主要为境外投资者，可以认为在一定程度上隔离了境内金融去杠杆等政策的影响。两个指数的走势显示，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纳斯达克指数和万得中概股100指数从基本一致转向明显分化，说明海外投资者认为贸易摩擦可能会影响中国企业的盈利情况，进而影响中国企业股票价格表现。而在此期间，上证指数与万得中概股100指数的下跌节奏基本一致，因此基本可以认为贸易摩擦是这段时间扰动A股的主要因素。
其二，每一次负面消息的扰动时间偏短。20个负面消息公布的交易日中，有14个交易日上证指数出现明显下跌，平均涨跌幅为-1.93%；其中有10次在下一个交易日转为上涨，占比71.4%，绝大多数负面消息当日就被市场消化。
2、贸易摩擦对资本市场的冲击是逐渐减弱的，这背后既有预期不断修正、情绪持续释放、投资者逐渐脱敏的原因；也受经贸纷争边打边谈，中美谈判持续推进的影响；更与国内政策开始发力、对冲了部分外部冲击密切相关。
其一，关税加码的消息初次释放时的冲击最强，后续清单确认和执行时的影响逐步减弱。我们将释放消息和公布拟定清单的关键时间节点称为“消息日”，正式公布清单和上调税率的日期称为“确认日”，执行加征关税、税率上调的日期称为“执行日”。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上证指数于消息日的平均跌幅为2.36%，下跌幅度明显大于确认日0.70%的跌幅；而执行日时，利空出尽，上证指数不跌反涨，平均涨幅为0.94%。
其二，贸易摩擦产生的三波冲击整体上也在逐步减弱。虽然第二波冲击期间，中美贸易摩擦呈持续升级态势，涉及关税的负面消息数量更多，上证指数累计跌幅更大；但从单个负面消息对市场的影响看，第二波冲击期间的市场单日平均跌幅其实要小于第一波冲击。三波冲击分别包含3、8和9个负面消息，负面消息公布日上证指数涨跌幅的均值分别为-2.03%、-0.84%和-0.76%，对市场的平均影响程度逐步减弱。
主要由于：1）悲观情绪不断消化，市场对贸易摩擦的反应逐渐脱敏。2）2018年12月，中美两国元首在G20领导人峰会会晤并定下了经贸磋商的总基调，其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态势有所趋缓，对A股的负面冲击明显减轻。3）2018年底国内政策开始加大力度，央行持续降准，去杠杆和资管新规暂缓，11月最高层更是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强力稳定了市场信心。
3、中美贸易摩擦初期，市场缺乏对贸易摩擦的思想准备，悲观情绪蔓延带动各个行业估值下行，出现全行业普跌的情况，对美出口依赖度较小的食品、饮料等行业表现出较强抗跌属性；贸易摩擦后期，前期超跌的行业出现明显反弹，并演绎出新的估值逻辑。
其一，中美贸易摩擦初期（即前两波冲击期间），各个行业估值下行、价格下降。2018年3月23日至2018年9月25日，上证指数累计下跌14.8%，其中估值拖累显著，累计下滑19.8%。中基协基金估值行业分类指数中（简称“AMAC行业指数”，直接对应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7个制造业行业悉数下跌，平均跌幅达20.5%；除电气设备以外，其余26个行业的下跌均由估值主导，70%以上的跌幅是PE拖累所致。此外，制造业以外的16个门类行业均不同程度下跌，平均跌幅为18.4%，且多为估值驱动。
其二，饮料、食品制造业等以内需为主导的行业，受关税冲击较小，贸易摩擦初期表现出较强的抗跌属性，而在贸易摩擦后期转为上涨。饮料、食品制造业主要是以内需为主导，且对美出口占行业出口总额的比重相对较低，2017年分别为2.8%和13.0%，在AMAC制造业行业中排倒数第2和第8位，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对其行业发展影响有限。因此贸易摩擦初期相关行业较为抗跌，2018年3月23日至2018年9月25日，AMAC饮料、食品制造业指数分别下跌3.2%和6.1%，跌幅明显小于上证指数同期14.8%的水平。至2019年，贸易摩擦的影响减弱，A股开启消费升级驱动的白马股抱团行情，消费龙头股受到市场追捧，带动食品、饮料等行业上涨。第三波冲击期间，食品、饮料行业累计涨幅为2.5%、18.9%。
其三，贸易摩擦后期，由于中美开启贸易谈判，市场风险偏好提升，汽车制造、运输设备、电气机械、电子设备等前期受贸易摩擦影响较大、跌幅较深的行业出现不同程度反弹，且演绎出“国产替代”等新的投资逻辑。前几轮关税清单主要针对通用设备、汽车制造、电气机械、电子设备等中游装备及资本品行业，相关行业出口依赖度本身比较高，且对美出口占比较大，如2017年汽车制造业对美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达25.5%。因此贸易摩擦对相关行业冲击较大，其股票价格下跌幅度也较大，2018年3月23日至2018年9月25日，通用设备、汽车、电气、电子行业跌幅分别为27.2%、21.3%、25.3%、24.4%，跌幅大于上证指数同期14.8%的水平。而到第三波冲击期间，市场风险偏好回升，在“国产替代”“转口贸易”等新投资逻辑驱动下，相关行业出现不同程度的超跌反弹。如2019年5月6日至2019年9月2日，电气机械、电子设备行业区间涨跌幅为-3.8%和6.8%，表现明显强于同期上证指数（跌幅为5.0%）。
例如，2018年11月，美国发布了针对关键技术和相关产品的出口管制框架，其中列出了初步拟定的14类“新兴技术”，尤其针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为应对美国技术封锁，我国推动集成电路等领域的“自主可控、国产替代”，国产替代成为当时资本市场的投资主线之一，集成电路制造相关的电子设备行业估值水平持续修复，且未明显受到加征关税对市场的第三波冲击。相应地，电子设备行业自加征关税以来的累计跌幅明显收窄，2018年3月23日至2019年9月2日，电子设备行业累计下跌7.6%，较2018年9月前两波冲击结束时收窄16.8个百分点，累计跌幅小于同期上证指数10.4%的水平。此外，信息、科技、商务等TMT相关的国民经济门类行业也受益于国产替代投资主线，其估值受第三波冲击的影响较小。
再如，运输设备、汽车制造业可通过墨西哥等地转口销往美国，转口贸易模式使得市场对行业基本面的预期转好。在墨西哥进行转口贸易和加工的商品主要为汽车、航空器、船舶和钢材等资本品和中间品。墨西哥的汽车、电子制造业的产业链配套相对成熟，可在当地进行组装或简单加工后再转口到美国。2017-2023年，墨西哥自中国进口的轨道电车、车辆及其零件、船舶和钢铁分别增长445%、254%、158%、269%，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以上商品同步增长，分别增长171%、55%、104%、108%，均高于整体进口增速。
基于对上一轮中美贸易摩擦期间资本市场表现的复盘，以及当前形势的变化，我们认为“特朗普2.0时期”贸易摩擦对我们国家资本市场的影响会弱于“特朗普1.0时期”。我国应对贸易摩擦的经验更加丰富，同时出口结构更加多元，产业链完备性和供应链韧性也更强，应对外部冲击更从容。
一是去年926中央政治局会议以来我国宏观政策的逻辑发生改变。一方面，我国宏观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有助于经济基本面延续回升向好的态势。特别是财政政策，将提高财政赤字率，加大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安排更大规模政府债券，为稳增长、调结构提供更多支撑；大力优化支出结构、强化精准投放，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等等。另一方面，近期以Deepseek为代表的科技突破和以《哪吒2》为代表的文化突围极大地提高了各方风险偏好，前期悲观的叙事逻辑和社会预期被扭转。
二是我国通过创设稳市货币政策工具、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等，增强长期资金市场内在稳定性，使长期资金市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更强。2024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创设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提高股票类资产流动性的同时为权益市场提供增量资金，截至2024年末，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累计操作超过1000亿元。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住楼市股市”“深化长期资金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打通中长期资金入市卡点堵点”。2025年1月22日，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工作的实施方案》提出一系列的更加具体的举措，切实推动长期资金的实际投资比例逐步靠近投资上限，增强长期资金投资意愿。如大型国有保险公司从2025年起每年新增保费的30%用于投资A股、对国有保险公司经营绩效全面实行三年以上的长周期考核，等等。
三是全球供应链再平衡过程中，我国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上一轮美国对华加征关税以来，中国对美直接出口回落，对墨西哥、东盟出口份额增加，中国占全球出口份额不降反升。2017-2024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占中国出口比重从19.0%回落至14.7%；美国自中国进口占美国进口比重从17.4%回落至10.7%，美国已降至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东盟占中国出口份额显著提升，由2017年的12.3%提高至2024年的16.4%。墨西哥占中国出口份额由2017年的1.6%提高至2024年的2.5%。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后，墨西哥和东盟成为中美贸易的主要转口地区；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为减轻关税冲击，增加对第三方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布局，第三方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进口需求增加。因此，上一轮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份额不降反升。2024年前三季度，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份额为14.5%，高于中美贸易摩擦之前2017年的12.8%，也高于此前高点2015年的13.7%。
四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加速构建新的多边国际贸易框架的同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中国在WTO起诉美国的同时，加速推进CPTPP、DEPA等多边框架，构建弱化美国影响的贸易规则体系。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断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已覆盖180国，数字人民币试点（跨境结算占比升至6%）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美元结算霸权。
五是美国面对“抗通胀”与“稳增长”的两难抉择，政策空间较2018年更为逼仄，面对加征关税可能对经济带来的“反噬”，美国能够对冲的政策手段有限。2018年末，中美贸易摩擦同样也对美国经济和长期资金市场产生影响，标普500指数2018年四季度暴跌14%，2019年美联储紧急降息75个基点后美国市场逐步企稳。反观当下，2024年美国核心通胀同比增速为3.4%，高于2019年2.2%的水平，特朗普加征关税可能进一步推高美国通胀水平，美国也要顾及自身加征高关税对经济和美股的冲击，从而选择更温和加征关税。
但同时我们也要充分吸纳上一轮中美贸易摩擦期间的经验，积极应对。一是要充分预估贸易摩擦对资本市场产生的可能负面影响。“特朗普2.0时期”关税的力度和针对性可能加强。我们预计本轮美国可能对华合计加征20%-30%的关税，将对华平均关税税率提高至40%-50%。同时，美国针对中国商品贸易可能实施增量措施，包括对进口商品溯源以打击转口贸易、针对中国外迁至第三方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进行贸易打击、拦截低货值的跨境电子商务包裹等。二是保持经济稳步的增长和社会稳定是应对外部冲击的关键。只有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才能增强投资者信心，稳定市场预期。三是要做好预期引导工作。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期间，特朗普的推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面对新一轮贸易摩擦，我国需要吸取经验，做好舆论战的准备，积极引导预期。
一是关注半导体相关的电子设备，通信、计算机和传媒等TMT行业。2025年，深度求索Deepseek的出现打破了美国在AI领域的垄断地位，颠覆了美国芯片出口限制制约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悲观叙事，同时工程师红利将逐步推动“AI+”在应用层面的创新与发展，并引发对中国科技行业的价值重估，半导体、互联网等行业有望对冲加征一定的关税的影响，走出科学技术创新的独立行情。类似于关税1.0中后期，半导体等行业在国产替代逻辑支撑下消解了加征一定的关税对估值的冲击。
二是食品饮料等泛消费行业可能有较好表现。2024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消费持续回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随着促消费、稳增长政策逐步落地，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有望逐渐增强，泛消费行业将明显受益。同时，结合关税1.0的经验，餐饮、农副产品等行业受盈利韧性与估值回升的双重驱动，即使面对关税冲击其价格表现依旧坚挺。因此面对2025年新一轮加征关税，可以关注食品饮料等消费行业。
三是适度配置银行、公用事业等红利高息行业。尽管我们认为“特朗普2.0”时期贸易摩擦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弱于“特朗普1.0”时期，但新一轮关税力度和国内增量政策等方面尚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银行、公用事业等行业仍具配置价值，能够大大减少投资收益的波动。一方面，银行、公用事业等行业具有低估值、高分红特点，具有较强的防御属性，2018年市场大幅调整时期这些行业表现出较强的抗跌属性，即使2019年贸易摩擦影响减弱，市场有所反弹，相关行业仍能跑出绝对收益。另一方面，当前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跌至1.6%左右，以银行为代表的红利类指数股息率普遍在6%以上，银行、公用事业行业的股票性价比较高。此外，长期资金入市节奏加快，以险资为代表的绝对收益类投资者对银行等红利高息行业的股票有着持续的配置需求。因此建议采用“科创/消费+红利”哑铃策略，适度配置银行、公用事业等行业作为“压舱石”，对冲关税政策反复和超预期的可能冲击。